读后感 | 马升红：“门前雪”与“屋上霜”：差序格局下的中国人情社会 ——读《乡土中国》之《差序格局》有感

我很赞同费孝通先生的这个观点。在这个思维导向下，传统的中国人确实是“私”的；西方陌生人社会则不然，西方人的圈子是如同一根根柴火捆绑的无机组织，这种组织下需要法律来维持秩序，因为大家是彼此不相识的，不能形成礼法的规范；在一个无机组织中，更讲究人与人的相处，而非人与亲戚的相处，所以西方人寻求人的平等，讲求博爱，但这也不代表西方价值就是完美，比起传统中国的家国情怀，西方社会的价值似乎少了一份诗意和美感了。

细度《差序格局》全文，在比较的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构成了“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内在差异，形塑了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运行及社会民情特征。

二、“内圣”与“外王”：一个为自我主义献身的“圣人”

在讨论差序格局的人伦次序和以“己”为中心的特点时，费孝通先生的思想依据主要是《礼记》和《论语》中的说法：“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

在讨论“推己及人”之时，费孝通先生多次引用《论语》中孔子的言论，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

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作为儒家思想代表人物的孔子，其所言的“己”“推己及人”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和自我主义挂钩？费孝通先生描述道：“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个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个同心圆的伦常，就可以向外推了……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

不过，费孝通先生指出：“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相比之下，“孔子并不像耶稣，耶稣是有超于个人的团体的，他有他的天国，所以他可以牺牲自己去成全天国。孔子呢，不然。”“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因之，他不能像耶稣一样普爱天下，甚至而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赦——这些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以上观点，孔子的“外推”总是无法超越于中心的“己”，因而群己关系就总是体现为私人关系；而耶稣的“外推”则能超越于“己”，群己关系便能形成边界清晰的公私关系。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私”，就是自我主义能“放”能“收”中的“收”的一面，表现在社会现实层面就是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那种漠视“公”的现象。

坦白的说，在我看来，费孝通先生以“自我主义”来形容孔子的信条虽然听起来未免有些刺耳，但却无失偏颇。孔子的观点无论是在董仲舒的时代、朱熹的时代，或者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都为官方所推崇。究其原因，或许真的有其作为“哲学精粹”的深邃理义，但更多的，恐怕是其天然具有的统治工具的性质——儒学的核心无非一个“伦”字，即差序，其余部分不是为差序的存在提供正当性辩护便是为差序结构下的社会统治寻求具体方案——无一例外，使老百姓接受差序逻辑，从而忘记去寻求自己或许应得的“权利”——反抗不见了，天下太平了。而“自我主义”却是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根本上，这也是一个“人心”的问题。

三、“门前雪”与“屋上霜”：中国式的公与私

中国传统社会喜欢讨论“公”“私”观念，其中有一层预设是天理与人欲。天理，即公理；人欲，即私欲。这是公与私背后的核心问题。至于就具体的社会伦理而言，则公与私，都是有层次的。这一点，费孝通先生说得比较明白易懂。

费孝通先生说：“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人的信条。其实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乡下佬有其表露无遗，也自然直率的“私”，所谓城里人其实就是乡下佬进城，故而底子里的观念还说一样的，只是将“私”隐藏了一些而已。

费孝通先生接着说：“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声谢意都得不到。”如果就一些利益而言，中国人的信条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有在不影响，或不太影响自己的“私”的基础上，才会去管一下他人的事，公家的事。

然而，在这里，我认为费孝通先生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中国传统社会，他人的、公家的，还是有人坚持去做的，即使对私有所影响，为路人做点什么的传统也是有的，所以公德心不见得直接与私完全对立。虽然为公做得多了，也不见得会得到太多的认同，然而一直在流传，有心为公的那些人，并不会受到广大的私的风气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明哲保身，历来是中国人最高的智慧，而智者依然沉默无言；“中庸之道”被大谈特谈，而“笑而不语”则广为使用，几乎快要成为国民表情。只是，我不得不疑惑，这些智慧的沉默给人们真正地带来了什么呢？生活因为人们的“笑而不语”而变得更好了吗？这是愚蠢，是智慧，还是美德呢？关心公共事务的习惯，似乎从来与我们无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无关道德，而是一种选择。“鸣而生，或默而死”并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它更多地意味着，新时代中国公民在对待中国社会的强大结构——“伦”这一利器时，是选择视而不见、安分守己做人，还是聪明世故地“掌握规则”“循规蹈矩”，并利用规律来发展自己，或者是在这个太多人“笑而不语”做智者的时代，冒着被当成一只“傻子”的风险选择开口说话？选择无关对错，至于其中的滋味——饮者冷暖自知。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确定的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与飞跃，是需要多一些关心公共事务的人的。其实，“私心”不可怕，怕就怕在“因私废公”……

四、结语

在总览《差序格局》全文后，我们不难发现，差序格局其实是中国传统社会最根本、最基础性的社会结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稳定的礼俗与熟悉关系约束着自我主义的动力边界，但随着传统礼治秩序的瓦解，自我主义的动力边界缺乏有效制约，致使基础性社会秩序的维持成为“问题”，我想这或许是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这一重要概念所隐含、所折射的更重要的问题意识吧。对于我们人生今后的漫长岁月而言，“当下”就是那个“最初的”时候。“自我主义”是当下中国社会的重要“民情”，无论它产生了怎样的积极或消极影响，都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制度变迁所无法回避的社会事实。任何思想、政策和制度的推行，都需要植根于一个社会所特有的“民情”，无论是对民情的适应，还是对民情的改造。

参考文献：

[1]阎 明：《“差序格局”探源》，载《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吴 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2]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4]苏 力：《较真“差序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5]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载《社会》2015年第1期。

【作者简介】马升红，汉族，生于1981年秋天，云南陆良人，中共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诗潮》《芳草》《滇池》《边疆文学》等发表作品。主编《往事与随想：一个纳西人的生活、记忆》（2009年）。出版诗集《丽江在左，陆良在右》（2010年）、《牯牛山雪》（2017年）、散文集《抽象的忧伤》（2019年）。现供职于中共昆明市东川区委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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