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是什么时候出现（一文了解中国人必读的十部国学经典）-蓝鲸创业社

何为儒家、儒学？

对于儒家和儒学，人们常把它与释、道两家一起，列为历史上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思想意识。甚至在这三家里面，人们普遍认为儒家的影响更大、更深、也更广。但是在先秦时期，儒家仅仅是诸子百家里面的一家。有人对诸子百家的说法提出质疑。其实，通过考古工作，我们发现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就有很多的诸侯国。说八百诸侯，还不止，所以诸子百家也是存在的。

莲鹤方壶（春秋时期），1923年出土于河南省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图片来源：河南博物院

到了汉代初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了一篇《论六家要旨》，把儒家列为这六家里面的一家。这六家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对儒家评价道：“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也就是说，儒家的内容是六艺。六艺的经传有千万数，数量非常大，一辈子也不能把它的内容搞清楚。“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它的缺点是广博但缺少要点。去学它、去做它，很辛苦但是很少见功效。

司马谈又提到，“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已经显示出儒家对社会秩序、对家庭伦理所起的重要作用，那就是稳定社会和家庭的秩序。所以，汉武帝中后期的“独尊儒术”，是出于社会和政治的需要。

到了西汉宣帝的时候，宣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在汉宣帝看来，治理国家为什么非要只用德教、周政？从这句话能看出，他指的是汉代初年汉高帝刘邦并不纯用儒学，而汉宣帝本人也不纯信儒学。也就是说，尽管在汉武帝的时候独尊儒术了，在后来也还有一个发展过程。随着历史长河的推进，儒家和儒家学说才越来越为统治阶级所重视。

我们今天讲的儒家，就是指由孔子所开创的这个学派。后来的许多儒家代表人物和各家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普遍公认孔子的作用。韩非子提到：“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意思是，最大的儒，到了极点的，就是孔丘。东汉高诱在《淮南子·要略》篇的注释里面也说：“儒，孔子道也。”高诱认为，儒家，就是孔子的学问。刘歆的《七略》更是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个话里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就是“宪章文武”。这里的“文武”，指的就是周文王、周武王。

儒家的主张里面吸收了很多周朝的政教。所以这里说的“宪章文武”和汉宣帝提到的“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是相呼应的。这些表述都提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所以我们可以提出，所谓儒家，就是信仰、尊崇并且继承发扬孔子之道的学术流派。儒学就是专门阐发解释孔子之道的学术思想。

“四书五经”系统

历代儒家学者在传承儒家经典时，他们自己根据时代的不同，对儒家经典作了些各自的创造性的解释。到了宋明，有些儒者更是抽绎了传统儒家思想里特别具有哲理的部分，发展出了性理之学。这些作品往往被历代的目录学著作归入到子部儒家类里。随着理学的兴起，儒家学者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新的解释和发挥，逐渐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核心内涵的经典阐释系统，就是“四书五经”的系统。

“四书”的名字，到朱熹的时候才开始出现。但是从唐代韩愈、李翱以降，直至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及后来的学者就已经对此重视，并进行过阐发。朱熹总其大成，写成了《四书章句集注》。所谓“集注”，主要是集学者们的说法。

“五经”里面的第一部《周易》，因为程氏的《周易》理学化色彩更强，所以和朱熹的《易学启蒙》《周易本义》放在一起并行。《书集传》是朱熹授意他的学生蔡沈作的。《诗集传》是朱熹本人作的。《礼记集说》的著者陈澔是朱熹的四传弟子。《春秋胡传》作者胡安国是程颐的再传弟子。《春秋集传》的作者是张洽，是朱熹的弟子。这些“四书五经”系统的核心典籍，是“程朱”理学对经书进行理学化的成果。

如果说《十三经注疏》代表了从汉到唐的经学研究成果，是两汉以来传注体和义疏体的结合，是治经学、儒学的必读的基本典籍。那么，宋元人的“四书五经”注释系统，则是以理学治经的成果。用理学来治经与“十三经注疏”系统存在着明显不同：“十三经注疏”系统注重从训诂、名物、礼制等入手阐发经书中的史实和制度，而“四书五经”系统则注重在经注里面贯彻作者的天理、心性等哲学思想。

“四书五经”不完全是民间的，它成了系统之后，不仅经典化了，还官学化了。这些典籍问世后，逐渐取代古代的注疏，成为士子读书问学的首要选择。从南宋末年开始，不少围绕这些典籍进行证明、阐发的汇编体著作或衍生著作出现了。到了元代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朝廷下诏，“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用书。其中，“四书”用的便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而“五经”方面，《诗经》用朱氏的，《尚书》用蔡氏的，《周易》用程氏和朱氏两家的，《春秋》用“三传”和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在元代，“四书五经”系统的官学地位在就因此确立了。

到了明代，明成祖敕修《四书五经大全》，以此作为明代的科举用书。“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用书，又进一步促进了学者对这些核心典籍的关注。元明以来出现了一大批汇编体的著作，例如《四书五经大全》就是这种著作。

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官修的《御纂七经》，是清代科举考试的用书，也是汇编体的著作。其中《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的宗尚、体例和《五经大全》是一致的，取材范围扩展到明代末年，时代下延了。而因为《三礼义疏》是修于清代乾隆初年，参与的人多是礼学的名家，便不再使用前面陈氏的《集说》，改用新的。因此，从明代到清代，经过《四书五经大全》和《御纂七经》这两次的编纂活动，“四书五经”系统的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