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群︱《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说略

《论文集》扉页

《论文集》目录

《论文集》正文

本书的编纂者

本书的编纂者，可以从一张照片说起。

弢翁六十寿辰桂林路合影

这张照片曾见载于2019年9月11日《澎拜新闻·上海书评》刊发的文章《纪念周景良先生︱周景良谈建德周家》，并收入《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等书籍，是1950年7月28日祖父六十生日（旧时以虚岁计）在天津桂林路家中的合影。原文已对照片中人物逐一标注，《论文集》的五位编纂者都站立在后排：孙师匡（左二，名鼎，弢翁外甥，弢翁五姐第三子）、周一良（左三，我的大伯父）、周艮良（左四，我的三伯父）、周绍良（左六，我的堂伯父）、孙师白（左七，名浔，弢翁外甥，弢翁五姐第二子）、周珏良（我的二伯父）。当然，这一排里还有我父亲周景良（左五），但他不是本书的署名编纂者。

这里对五位编纂者做一简要说明。由于周家祖籍是安徽东至（旧称建德、至德），所以家族内沿袭了安徽老家的习惯，称呼大伯父为大爹、二伯父为二爹，以此类推。一良大爹是著名的史学家、东方语言学家，珏良二爹是著名英语文学、语言、文论研究专家。四爹周绍良是著名的佛学家、敦煌学家和红学家，他是我的曾叔祖周学熙的长孙，寄名在我祖父名下，我们称呼他四爹。文史学界对他们三位的情况比较了解。对《论文集》另外的三位编纂者，大家可能不很了解。三爹周艮良是著名建筑学家、设计师，抗战时期曾参加滇缅公路建设，解放后任天津建筑设计院副院长。表伯孙师白，名浔，以字行；表伯孙师匡，名鼎，亦以字行，他们两位的母亲是祖父的五姐周津午，周津午早逝，去世前托孤于祖父，于是祖父将两位表伯抚养长大，视如己出，他们也与祖父非常亲近。两位表伯成年后都从事实业，特别是师白表伯兴办硫酸工厂，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得到国家表彰。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两位对文化事业也都特别热衷，人们今天还可以看到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大量古代玺印、封泥、佛像等，下面标注着捐赠者是孙鼎。

关于这张照片，还有一个插曲。照片里的窗玻璃上，都有井字形贴条，这是为防止战争中爆炸引起的强烈冲击波震碎玻璃伤人，提示人们距离解放天津的战争并不遥远。实际上，天津解放后，攻克天津的十二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就住在桂林路祖父家中，直到他们继续挥师南下。这处房子，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二十九位作者以及题写书名者

《论文集》由二十九位作者每人一篇论文构成，原书按照作者姓氏笔画顺序排列文章，以下即照此列出作者及文章题目。

（一）丁声树《魏鹤山与孙愐唐韵》；

（二）王文进《明毛氏写本书目》；

（三）王永兴《论唐朔方军》；

（四）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

（五）王重民《太公家教考》；

（六）王逊《王羲之兄考》；

（七）王钟翰《北京访书记》；

（八）向达《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

（九）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未刊稿》；

（十）周叔迦《三论师遗说考绪言》；

（十一）周祖谟《北魏的佛教与政治》；

（十二）周绍良《关索考》；

（十三）季羡林《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文的发现》；

（十四）俞平伯《久不要忘平生之言解》；

（十五）唐兰《辑殷芸小说并跋》；

（十六）马坚《理学问答研究》；

（十七）张政烺《敦煌写本杂钞跋》；

（十八）陈寅恪《书唐才子传康洽传后》；

（十九）陈梦家《世本考略》；

（二十）赵万里《云烟过眼新录》；

（二十一）齐思和《补后汉书高诱传》；

（二十二）刘修业《吴承恩年谱》；

（二十三）邓之诚《题归来草堂录》；

（二十四）邓以蛰《徐贲仿巨然山水长卷》；

（二十五）钱锺书《黄山谷诗补注》；

（二十六）谢国桢《汉代画象考》；

（二十七）顾廷龙《检书偶记》；

（二十八）顾颉刚《司马谈作史考》；

（二十九）金克木（译）《三自性论》。

书名由劳笃文先生题写。

每一篇论文长短不等且相差较大，多数论文在三千至五千字之间，篇幅短的在两千余字，篇幅最长的是谢国桢的论文，达两万六千五百九十四字。篇幅长短并不代表作者与祖父或编纂者的远近亲疏，只是一种偶然选择的结果。各位作者的学术兴趣，都集中在历史、语言、文字、艺术等范畴，1900年以前出生的有七位，1900年1911年间出生的有十四位，1912年之后出生的有八位。而作者与作者之间、作者与祖父弢翁之间、作者与编纂者之间，有着兄弟、父子、叔侄、夫妻、翁婿各种关系。其中，周叔迦是周氏家族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是祖父的堂弟、另一位作者周绍良的父亲，而周绍良与祖父既是堂叔侄又是寄名父子；余嘉锡与周祖谟是翁婿，王重民与刘修业是夫妻；至于陈寅恪先生，众所周知，一良大爹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的魏晋南北朝研究的衣钵，而很多人未必知道的是，祖父弢翁少年时在南京两江总督府思益小学读书，当时与陈彦通先生（名方恪，陈寅恪先生四弟）同学，并成为一生至交；作为本书编者之一的珏良二爹，则是论文作者之一的钱锺书先生的爱徒，记得珏良二爹书房门口就长年挂着钱先生的题字。其他故交、师生、同窗、同事之谊更不胜枚举，如果完整梳理，篇幅将会非常巨大。

论文写作年代与作者年龄

由于《论文集》中只有部分论文注明了写作年代，对那些没有注明具体写作年份的文章，姑且假设成文于1946年至1950年这五年间，那么其时作者的年龄大约是：

丁声树《魏鹤山与孙愐唐韵》，注明“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六日”，成文时作者四十一岁；

王文进《明毛氏写本书目》，成文时作者约在五十二岁至五十六岁之间；

王永兴《论唐朔方军》，成文时作者约在三十二岁至三十六岁之间；

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注明“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晚初稿成于天津南大教职员宿舍同年六月二日晚讲于南大历史学术讲演会）（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补志）”，成文时作者三十七岁；

王重民《太公家教考》，注明“这是我整整两年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成文时作者四十五岁；

王逊《王羲之兄考》，成文时作者约在三十岁至三十四岁之间；

王钟翰《北京访书记》，注明“一九五〇年七月王钟翰敬识于燕京大学之蔚秀园”，成文时作者三十七岁；

向达《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注明“一九三七年九月廿六日初稿，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一日重写一过于北京”，成文时作者五十岁；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未刊稿》，成文时作者约在六十二岁至六十六岁之间；

周叔迦《三论师遗说考绪言》，成文时作者约在四十七岁至五十一岁之间；

周祖谟《北魏的佛教与政治》，成文时作者约在三十二岁至三十六岁之间；

周绍良《关索考》，成文时作者约在二十九岁至三十三岁之间；

季羡林《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文的发现》，注明“一九五〇年国庆节”，成文时作者三十九岁；

俞平伯《久不要忘平生之言解》，成文时作者约在四十六岁至五十岁之间；

唐兰《辑殷芸小说并跋》，注明“一九五〇年冬。……十一月终，唐兰再记”，成文时作者四十九岁；

马坚《理学问答研究》，注明“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于北大”，成文时作者四十四岁；

张政烺《敦煌写本杂钞跋》，注明“一九五〇·九·二八。北京东四十条三十九号”，成文时作者三十八岁；

陈寅恪《书唐才子传康洽传后》，成文时作者约在五十六岁至六十岁之间；

陈梦家《世本考略》，注明“此文草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成文时作者三十六岁；

赵万里《云烟过眼新录》，注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成文时作者四十五岁；

齐思和《补后汉书高诱传》，成文时作者约在三十九岁至四十三岁之间；

刘修业《吴承恩年谱》，注明“这篇稿子是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写成的。另外我还有两篇，一篇是《吴承恩的交游和思想》，一篇是：《吴承恩的著作》。合起来称为《吴承恩事迹交游考》。《吴承恩的交游和文学思想》，曾在一九四六年冬天在大公报的《文史周刊》发表过。……一九五一年六月刘修业 记于北京寓舍”，由此成文时作者三十六岁；

邓之诚《题归来草堂录》，成文时作者约在五十九岁至六十三岁之间；

邓以蛰《徐贲仿巨然山水长卷》，成文时作者约在五十四岁至五十八岁之间；

钱锺书《黄山谷诗补注》，成文时作者约在三十六岁至四十岁之间；

谢国桢《汉代画象考》，注明“吾草是编，始于戊子（1948）之春”，由此成文时作者四十七岁；

顾廷龙《检书偶记》，成文时作者约在四十二岁至四十六岁之间；

顾颉刚《司马谈作史考》，成文时作者约在五十三岁至五十七岁之间；

金克木（译）《三自性论》，注明“周叔弢先生今年六十寿辰，我就把这一篇拙劣的译文当做我的菲薄的礼物。一九四八年三月译，一九五零年七月记”，成文时作者三十六岁。

仅从前面的作者阵容来看已经不得了，这里更可看到，论文写作时，作者年龄有七位在五十岁以上，十位在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其余十二位作者也多在三十六岁上下。应该说，所有人都正值学术盛年，此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尚未开始，因此所有论文都沿作者一贯的学术路径写成。令人至为惋惜的是，其中七位作者殁于1966年至1976年之间，他们未能等到让学术再次绽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论文中特别向弢翁祝寿的文字

《论文集》中有几位作者在文章中向祖父的寿诞表示祝贺，特将有关段落摘录如下。

王重民《太公家教考》：

这是我整整两年以前写的一篇文章。那时候还没有学习，所以内容是没有理论和观点的。一良兄为他的尊大人 叔弢公辑印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因为“太公家教”这个书名用在祝寿上很雅驯，所以稍加修改寄给一良兄。

唐兰《辑殷芸小说并跋》：

余昔在天津，从周叔弢先生处借得钞本裴銏传奇，以太平广记校之，知亦辑本也。今已十余年，此本不知尚在箧中否？顷令嗣一良兄弟以君六十寿辰，拟以论文集为献。会余行役西蜀，未遑执笔，因取此辑本，重加校录与之。君素喜典籍，为刊传之，当不谓余为多事也。并述所感，拉杂书之。

张政烺《敦煌写本杂钞跋》录周一良附记：

附记

近读郑麟趾高丽史，其选举志有高丽朝科举试何论之记载，适可与苑峰兄所考定唐宋之制相映证。因为最录，附之篇末。

光宗九年（即周世宗显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用双冀言，以科举选士，自此文风始兴。大抵其法颇用唐制。……其科举有制述明经二业，而医卜地理律书算三礼三传何论等杂业，各以其业试之，而赐出身。

文宗三十三年（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一〇七九年）六月，判三礼何论政要业监试于诸业毕试后，国子监与本业员试取。

睿宗十四年（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一一一九年）判……凡何论业试真书奏状小贴吃算（？）读何论十机，孝经曲礼各二机，律前后帙各一机。

文宗三十年（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一〇七六年）十二月，判国制制述明经明法明书算业出身，初年给田甲科二十结，其余十七结，何论业出身义理通晓者第二年给田。

赵万里《云烟过眼新录》：

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夏七月余均以休假返籍过沪，因张菊生先生之介，得纵观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藏书。前后历十余日，检书至四百余种，大半皆四明范氏天一阁故物，孤本秘籍，往往而有。亟摘录书名序跋卷第载于日记中，作字草率，未遑整理也。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闸北战起，敌机肆虐，东方图书馆中西文图书数十万册，一夕烬焉。祖龙之祸，复见于今日，余南望心伤，至于痛哭失声。因念余所见各书，不幸皆罹于劫火，如不录目示人，将何以慰先民写作之勤，启同胞敌忾之心乎？兹辑录范氏旧藏史部书目一百种，以见一斑。稍暇当再从事子集各书，俾早日毕此心愿。谨书以自励云尔。

钱锺书《黄山谷诗补注》：

拙著谈艺录中，补山谷诗天社青神两注五十许事。近偶披寻，复获数则。珏良贤弟，承其家学，于涪皤集不啻得髓、尝以论山谷诗学一文相示，为之心惬眼明。因写出奉质，且咏山谷诗曰：“有子才如不羁马，先生身似后凋松”，为堂上难老之祝云尔。凡所引条目，皆见谈艺录。

谢国桢《汉代画象考》：

吾草是编，始于戊子之春，时客沪渎，未成即讲学滇南旋遄返首都，忙于学习，讲授，斯业因以中辍。庚寅六月为 叔弢先生六秩生日，一良世仁兄拟为尊翁辑刊纪念论文集，索稿于余，乃将已成四章，重为厘定，然谬误实多，殊不惬意，其余诸章，尚待写定。不揣固陋，先以斯四章，缘曰上编，藉以问世，藉供检讨，尚希方家有以教正。实为幸甚。

金克木（译）《三自性论》：

周叔弢先生今年六十寿辰，我就把这一篇拙劣的译文当做我的菲薄的礼物。

特别提及的几位作者

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及几位先生。第一位不是作者，而是为《论文集》题签的劳笃文先生，因为他与祖父既属世交，又是相知很深的挚友。劳先生擅书法篆刻，与祖父趣味相投，共同操办实业时又曾默契协作。熟悉祖父早年刻印书籍的人都知道，无论是祖父影刻宋元善本的精品还是其他书籍，题签和牌记全部都是劳笃文先生的手笔，祖父著名的宋本《景德传灯录》跋也是请劳笃文先生代抄在书后的，我父亲周景良更由此书得名。父亲晚年家里常挂着四扇屏，就是当年劳先生为祖父书写的温飞卿词。

这里摘录一段父亲《丁亥观书杂记》一书中的文字，以为纪念：

对于方地山、劳笃文这样我父亲亲密的朋友，他们来时，晚辈、小孩子是不回避的。

劳笃文先生的年龄和我父亲相近，是自始至终、相交一生的朋友。劳先生名健，字笃文。是清朝遗老劳乃宣之子。辛亥革命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我的曾祖父周馥曾住在青岛。他和当时许多也住在青岛的清朝遗老时相往来。当时劳乃宣也住在青岛，所以我一直以为父亲和劳笃文先生是在那时相识的。后来见到一把劳先生写给父亲的折扇，写了三首姜白石词，后面题有一段话如下：

叔弢约岁为书一扇，将以俟数十年后集而玩之。此第二扇也。叔弢喜称余小楷书，兹作数百字聊为悦己者容。然不得辄引为岁例。来年仍当大字骑行耳。时余客于青岛礼贤书院，叔弢经营纱厂来往于沧口青岛间，得常过从。是年叔弢三十岁，余二十七岁，吾二人相识之第十六年也。

庚申初夏 笃文劳健记

从题记中看到两人亲切的交往。…… 根据此题字，则劳先生与父亲相识早在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当时父亲十四岁，而劳才十一岁。直至劳先生于1953年去世，两人相交一生。

第二位我想特别提及的是赵斐云（万里）先生。斐云先生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对古籍善本之爱深入骨髓，与祖父在古籍版本上的来往非常密切，两人感情笃厚。从前文摘录的斐云先生论文可以看到，涵芬楼藏书被日寇轰炸焚毁，于他可谓刻骨铭心之痛。正是因为同样对古籍善本知之极深、爱之极切，祖父才将毕生所藏全部善本捐入斐云先生所管理的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而且他还在不止一个场合提到，将这些善本交到赵先生手里，他是最放心的。这里摘录我堂兄周启乾大哥的回忆文章《〈周叔弢日记〉中的祖父及其友人》里的一段文字：

在文化界，祖父与赵万里（斐云）先生（1905-1980）可谓惺惺相惜，友谊长达半个世纪。……祖父……指出：“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甚伟”；“斐云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真不可及。……尝谓余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及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另外一位想特别提及的作者，是王晋卿（文进）先生。作为北京文禄堂主人，王晋卿先生的身份与《论文集》中其他作者略有不同，虽然少年失学，但凭着自身努力，在古籍往来中积累知识，最终竟成版本学家，祖父对此颇为认可。近年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弢翁访书尺牍附梅泉访书尺牍》，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当年祖父写给王晋卿先生的书札，该书序言中写道：

弢翁在第一二二通给大哥周梅泉（达）的信札中说：

大哥大人座右：

兹有北京书友（文禄堂）王君晋卿来沪小住，特命趋谒，祈为绍介沪上各藏书家，最好乞吾兄重托积余丈为叩。琉璃厂人才凋落，晋卿实此中铮铮者，颇通目录学也。专此。敬请文安。弟暹启。九月十三号。

王晋卿在弢翁信札第一一通的一角有题记：

建德周暹，字叔弢，藏书最精，而交易最末，略有成交。数次来函议商，留存手札为念耳。戊辰十月晋卿记于灯下。

由此可见双方对彼此的印象与认可，这也可以说是古籍往还中的一段佳话。

关于成书的年代

正如前文所言，关于《论文集》的刊行日期，虽然扉页上署“一九五〇年七月”以对应祖父的生日，实情并非如此，最确凿的证明是刘修业先生的文章最后有“一九五一年六月刘修业 记于北京寓舍”，由此看来，计入排印、装帧等时间，《论文集》成书不会早于1951年7月。当时，朝鲜战争已进入焦灼的对峙阶段，同时国内正陆续开展深化土改、增产节约、恢复生产力、没收官僚资本等政治运动，这也是此书从纸张到印刷都显得较为粗陋，且校订不佳、错字较多的原因。记得父亲有一次见到我在翻阅这本书，就对我讲，这本书排印错误不少，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我听了还有点奇怪，因为知道之前祖父刻书、印书要经过非常仔细的反复校订，这本为祖父贺寿的书为何会出错呢？一读发现确实如此，把“戊子年”排成“戌子年”之类明显错误还不少。现在想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本书的流传

这本《论文集》当年确切的印数不详，但想来不多，前些年还能在网上见到，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实际上，当年编纂者之一的一良大爹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自己也没有存书。前些年堂兄周启晋偶然购得一册，书后竟有一良大爹手写跋文，现抄录如下：

我国纪念论文集，解放前唯有蔡孑民、张菊生、金毓黻先生等三种，此册为解放后第一册。惜弢翁七十、八十、九十生日限于环境，竟不能再编。此册作者阵容当时颇为难能可贵，然廿九人中已有十七人作古。余当时三十八岁，今又已三十八年矣。旧藏一册文革中被抄走，闻香港有海盗版，今无意于津寓检得，携归作为纪念。

八八年四月 记于燕东园 一良

一良大爹手写跋

谨以此文，纪念祖父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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