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壶上的“祖国”
■田佳玉 吴安宁
同村的二娃子哥前阵子写信回来，说了部队好多新鲜事，什么“立功”“光荣”“祖国”，他虽然不太懂，但这些词听起来很神气，于是天天缠着教书先生给他讲信上的事。听久了，他心里也升起了穿军装到部队去的想法。
没等到二娃子哥的下一封信，却等到了朝鲜战场上的隆隆炮声，一时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响彻祖国大江南北。他甚至来不及瞅一眼定了亲的姑娘，就报名参军了。迈进队伍时，他忘不了父母立在远方挥手送别时模糊的身影，更忘不了二娃子娘蓬乱着头发，枯井样干涸的双眼。但他没有一丝感伤，满心里是即将穿上绿军装的兴奋。他相信自己一定会和二娃子哥一起回来的。
1951年秋天，闷罐列车晃晃荡荡把他们带到了训练基地。也是在这里，他终于穿上了日思夜想的绿军装。
肥大的军装套在稚嫩的肩上，昔日的毛头小伙儿竟也添了几分成熟。他把腰带紧了又紧，展展衣服上的褶皱，不住地抚摸着帽子上的红五星。新发的绿漆水壶上也画着“八一”字样的红五星，背在身上别提多精神了。他捧在手里上看下看，怎么也看不够，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他拿起小刀，坐在地上往水壶上一笔一画地刻着什么。
战友不解：“这是干啥呢？”
“新发的水壶，得刻上字，拿混了我可舍不得！”
天刚擦亮，和其他新兵一样，他在训练场踢腿、摆臂，水壶便跟着他摇摆、晃动。据枪瞄准时，班长让他们将水壶挂在枪口处负重加压。前线战事吃紧，他恨自己不能立马学成一身过硬的本领上阵杀敌，便将水壶灌得满些、更满些。时间一长，他好像与水壶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就像是一杆秤的两端，平衡而和谐。训练中，他目光如炬，汗珠滴落，双手却依旧稳稳地支撑着枪托，枪口的水壶不见丝毫晃动。
很快，3个月的新兵训练一结束，他们便踏上列车奔赴前线。车上，连长作动员并配发武器。虽然每天都在和武器装备打交道，但接到弹夹的那一刻，他分明觉得比平时要重一些，连长眼神里似乎也多了些意味。
涟川、铁原、华川、洪川，他一遍遍重复着地图上一个个陌生的地名。那时的他还不知道，他将在这些地方经历一场场生死战斗。
转眼月余，他已经成长为一名英勇的战士。这一次又是一场硬仗，连长讲过，他们的阵地是志愿军屯集、转运物资的重要战略交通枢纽，一旦被敌占领，就会割裂志愿军东西线的联系，对后方基地及整个战场局势造成严重威胁。而他们作为炮兵担负的任务就是死守阵地，掩护前方战友。
敌人一次又一次发起猛攻，鏖战持续了几天几夜，他和战友趴在壕沟里，仔细盯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后方补给再送不上来，混着硝烟味的雪便是他们的唯一口粮。这时，他举起水壶，想再酣畅地饱饮一大口时，满满的一壶热水却早就冻成了冰疙瘩，没从瓶口流出一滴水。
敌军发了疯似的发起猛攻，炮弹雪花般砸向阵地，高地上没有任何可用的掩体，连炮架也被打坏了。没有炮架，他就扛起炮筒：“咱们的迫击炮可不能停啊，战友们还没撤下来。”炮弹在敌人中炸开，扛着炮筒的他一次次被震倒在地，又一次次口鼻流血地爬起来。
忽然，“扑通”一声，身旁的机枪手仰面倒下。机枪手捂着胸膛，躺在雪地上艰难地喘着粗气：“水……水……”
他的胸腔里就像是塞满了棉花，每一次吸的气好像刚到嗓子眼就又呼出去了，胸口疼得像要炸裂一样。他颤抖着，将水壶死死抱进怀里，贴在身上，想用自己的体温化开壶里的冰疙瘩。当水壶接触皮肤，刺刀般锋利的痛觉盖过了寒意，一股冷飕飕的风声直直地钻入耳朵，在身体里蔓延。他咬咬牙，却将水壶抱得更紧。他想给战友喝口水，哪怕只是一滴也好啊。
拿起水壶，一滴，两滴……仅有的几滴水滴进机枪手干裂的双唇间。
敌人再度发起猛攻，他猛地抬起头，擦干泪水模糊的双眼，颤抖着扛起炮筒，对准了敌人的方向……
他牺牲在了那片冰冻的土地上，身边那个尚未焐热的水壶一直陪伴着他。在军史里，人们或许可以隐约看到他的身影：志愿军部队在极度疲劳、粮弹缺乏的情况下，在每一个阵地上都与敌军展开反复争夺，并不断地以反击大量杀伤敌军。
70多年后，当人们小心翼翼地翻开那片埋藏了战火与硝烟的土地，用小刷子轻轻拂去泥土，人们发现了那个刻着字的军用水壶。深埋在地下70多年，瓶口的软木塞早已不见踪影，壶身上的绿漆脱落殆尽，斑斑锈迹让人辨认不出它当年的模样。
不久，水壶和烈士遗骸一起，在专机的护送下终于回到了祖国。
陈列在纪念馆的烈士遗物中，有生锈的纽扣、只剩下鞋底的战靴、残存的防毒面具……走到水壶跟前时，人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目光汇聚在那个漆面斑驳、旧痕累累的壶身上，上面赫然刻着两个字：
“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