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美丽江苏讯 2月5日上午，海安法院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毛中海向社会公布了2020年度该院审结的十大典型案例。中国网、搜狐网、国际商报、江海晚报、南通电视台、海安融媒体等多家媒体应邀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参加会议。发布会由审判管理办公室法官助理徐丹丹主持。
2020年，海安法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奋力打造高质量司法，各项工作取得新发展。全年受理各类案件14919件，审执结13519件，同比分别下降16.34%和13.85%。先后荣获市级以上集体荣誉17项，受市级以上表彰27人次。被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授予“司法宣传和通联工作先进单位”。
据悉，此次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是从该院2020年审执结的一万多件案件中精选而来，包括民事6件、刑事2件、执行1件、破产1件，涉及隐瞒罪行数罪并罚、保险理赔、破产清算、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打击规避人民法院执行行为等案件，与社会安全稳定、经济创新发展息息相关，对有效传递司法正能量、增强全民法治意识、规范引领社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发布会上，毛中海专委介绍案例后，对媒体记者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答。
典 型 案 例
01心存侥幸隐瞒罪行 撤销缓刑数罪并罚
【基本案情】被告人贾某某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3月1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三个月。缓刑考验期至2020年6月25日止。缓刑考验期间，公诉机关起诉指控其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张，价税合计人民币1277897.45元，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人民币217242.55元。海安法院经审理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人贾某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撤销前罪缓刑判决，与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贾某某不服上诉，认为其被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后仍可以对其适用缓刑。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裁定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是否适用缓刑应当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及监管条件等综合考量。根据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在缓刑考验期内被发现有漏罪未判决，属于缓刑考验期不合格的情形。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撤销缓刑后的数罪并罚不得适用缓刑，但从立法本意来看，对此类情形是否可以适用缓刑应当从严把控、谨慎适用。一方面，被告人贾某某在前罪的审理过程中，仅如实供述了侦查机关已掌握的犯罪事实，隐瞒了未被发现的罪行，表明其有意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悔罪态度不诚恳，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中具有悔罪表现的要求。其故意隐瞒犯罪行为，增加了侦查难度，浪费了司法资源，适用缓刑，会导致不良的社会指引效果。
02亲家起诉要求还款 疑点重重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金某与唐某、孙某系亲家关系，兴旺公司系唐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经营的公司。2017年1月1日，孙某以借款人身份向金某出具一千万元的借条。2017年底，唐某因欠债累累自杀身故。2019年4月20日，孙某向金某出具承诺书，称陆续还款275万元后尚欠本金880万元，经与金某协商利息为100万元，保证从次月开始每月还款50万元，并加盖兴旺公司的公章。金某持孙某于2017年1月1日出具的一千万元借条向法院起诉要求孙某归还借款880万元(其中本金780万元、利息100万元)；兴旺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审理过程中，原告金某与被告孙某各自提供了银行流水记录，反映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6月7日期间，原告金某通过本人银行账户以及多位案外人银行账户向被告孙某银行账户汇款共计1135.65万元；2017年3月23日至同年12月18日期间，被告孙某陆续通过本人银行账户向原告金某以及案外人的银行账户汇款合计342万元。
海安法院审理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达到证明双方借贷的目的，而且双方系儿女亲家，仅凭被告孙某在负债累累情况下的自认亦不能达到上述证明目的，故驳回原告金某的诉讼请求。金某不服，提起上诉，并提供了唐某遗书作为新证据。该遗书中其写道“坑了亲家1000万本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诉讼的本质是解决争议、纠纷，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处于对抗状态，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人民法院由此能够正常适用民事证据规则查明案件事实。但双方当事人系亲戚等利害关系，对于借款无争议，甚至被告配合原告提供证据进行诉讼，存在诉讼双方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风险和可能性时，人民法院对此借贷事实的审查会提高证明标准，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方能确认借贷事实存在。本案中的被告孙某甚至配合原告金某提供遗书等证据便于诉讼。在本案双方当事人诉讼主张不具有对抗性的情形下，当事人陈述前后矛盾，所提交证据亦存在疑点。况且孙某无资产，兴旺公司负债累累，资产已经拍卖，即将要在债权人中进行分配，且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存在诉讼双方串通损害其他当事人利益的风险和可能性。原告金某的举证难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03醉酒、无证加逃逸 保险公司尽到提示义务即免责
【基本案情】2019年11月，刘某某酒后无证驾驶小轿车与同方向步行的王某某发生碰撞后逃离现场，后王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大队认定刘某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某家属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刘某某、范某某(车主)、保险公司赔偿因王某某死亡形成的损失。刘某某辩称，对事故发生和责任认定无异议。但范某某系车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范某某辩称，事故车辆是刘某某向其借款而抵押的，刘某某系车辆的实际使用人，其只是挂名车主。况且车辆保险齐全，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辩称，因刘某某无证、饮酒且于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属于交强险和商业险免责情形，故其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判决其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应保留其公司的追偿权。
经查，刘某某驾驶的事故车辆于2018年12月21日从其名下转移登记在范某某名下。同日，两人签订个人租车协议，由刘某某承租案涉车辆，租赁期续至2019年6月16日，后未书面续租，但仍由刘某某驾驶。另范某某通过保险代理机构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责险，亦认可收到保险公司交给她的机动车辆保险单(载明责任免除条款)。
海安法院审理认定，保险公司对车主范某某尽到了提示义务，案涉商业险免责条款对范某某发生效力,刘某某作为范某某允许的驾驶员,应当熟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清楚违法行为的含义及法律后果。不论是出于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还是对无证、酒驾且肇事逃逸行为人的惩戒，无证、酒驾且肇事逃逸的行为均不应在保险法律关系中获得认可和赔偿。保险公司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在商业险部分予以免赔。而交强险不同于商业三者险具备风险分散的功能，它更强调基本保障功能，强调对被侵权人的损失填补。故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剩余损失部分由刘某某和范某某按责承担。
【典型意义】实践中，保险公司针对免责条款应尽的义务包含两种，一种是提示义务，另一种是提示+明确说明义务。对于逃逸、醉驾、无证驾驶、从事特种设备作业的人员未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等为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的行为，保险公司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就保险合同中免除自身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其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并将该保险凭证交付给投保人的，应认定其履行了提示义务。本案例判决支持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部分免赔，正是提醒社会群众要摒弃侥幸心理，时刻牢记“安全第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04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不享有理赔权利
【基本案情】中璟公司为其所有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商业险，被保险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正东的配偶顾秋菊。保险期间内，乔荣俊驾驶变型拖拉机与陈正东驾驶的中璟公司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随后，中璟公司与乔荣俊达成一致意见：由乔荣俊赔偿中璟公司5000元，此后双方无涉，中璟公司的保险公司也不再向乔荣俊追偿。协议达成后，乔荣俊按约履行了赔付义务。与此同时，顾秋菊作为事故车辆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车损理赔。保险公司赔付车损险39900元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向乔荣俊主张返还代垫款20950元。
海安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车辆为中璟公司所有，由中璟公司享有车辆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事故发生时，车辆由陈正东驾驶，顾秋菊也自称车辆正常一直由其配偶陈正东在使用，其对案涉车辆不具有明确的权利。故被保险人顾秋菊仅作为中璟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正东的配偶，在事故发生时对案涉车辆并不具备保险利益，不具有要求保险公司给付理赔款的权利基础，进而不存在转让权益给保险公司的权利，保险公司也无权向乔荣俊行使代位求偿权。遂驳回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我国现行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据此，在车主与被保险人不一致的情况下，保险人在理赔时应审查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公司应不负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05公司长期未考核 部门经理要求支付绩效工资获支持
【基本案情】唐某于2014年12月入职星星公司，先后签订两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从事工程部经理岗位，月工资20000元。2018年1月1日，唐某与星星公司续签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签订岗位聘用协议，约定唐某岗位不变，工资变更为实行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月绩效工资和年度绩效奖金)相结合分配办法。其中月基本工资14000元；月绩效工资满额为每月税前6000元，经每月公司考核满足一定条件后可取得相应比例的月绩效工资；公司当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达到经营目标90%(含)时，提取年度净利润部分的0.2%作为年度绩效奖金；当年考核没有协助厂长完成年度生产经营利润目标，且无董事会(董事长)认可的正当理由，则唐某应当自动辞职，星星公司不予补偿薪酬。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期间，星星公司仅每月向唐某发放工资14000元。2019年9月、10月，星星公司以唐某工作存在过错为由仅每月发放工资3000元。2019年10月4日，唐某向星星公司提出辞职申请。2019年11月4日，星星公司人事部经理批签署准许辞职。唐某与星星公司完成工作交接，但因星星公司未按照每月工资标准20000元补足劳动报酬，引发诉讼。审理过程中，星星公司辩称唐某的绩效工资与业绩挂钩，而经审计，星星公司2018年、2019年均严重亏损，唐某未能完成考核目标，不应当发放绩效工资。
海安法院审理认为，星星公司未对职工进行考核，应认定公司故意阻止考核条件成就，视为条件成就，即唐某符合取得绩效工资条件，星星公司应按照每月工资标准20000元补足唐某工资差额共计16万余元。一审判决后，星星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星星公司虽然与唐某约定经公司考核后按发放绩效工资，但星星公司从未对唐某组织过考核，应认定故意阻止考核条件成就，视为该条件已成就，即唐某已符合取得绩效工资的条件。
06因政策变化致无法换证 诉请拆除高压线被驳回
【基本案情】 2008年10月8日，陈某设立某超市，经营烟花爆竹零售以及日用百货销售等项目。2010年，经江苏省发改委核准，海安市供电公司在推进辖区内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过程中所架设的高压线路从该超市上方穿过，与超市的垂直距离超过当时行业标准的最低规定6米。2011年12月，该线路工程完成竣工验收。2019年8月12日，国家应急管理部发布《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根据总药量对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外部与220千伏高压线路的最小距离作出新规定。2020年4月17日，海安市行政审批局、海安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制发《关于做好2020年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换证工作的通知》，要求换证必须符合应急管理部的上述技术规范要求。案涉超市因高压线路距离超市的垂直距离小于50米未能换证成功，为此提起诉讼，要求判令供电公司将位于超市上方的高压线路予以拆除。
海安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经营者无法通过行政审批程序继续获得烟花爆竹行业相关经营资质系因国家行业政策要求的变化。政策的变化是无法预知和防止的，并且线路的架设涉及公共利益，已通电使用多年，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供电公司排除妨碍，拆除相关电力设备，显然与法相悖。最终判决驳回原告超市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案涉高压线路架设时被告供电公司对于日后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政策的变化是无法预见和防止的。与因行业标准变化导致的原告超市换证不能相比，供电公司架设线路的行为属于在先的合法权益。案涉高压线路的架设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提高本地电网供电能力，是造福于民众的民生工程，且现已通电使用多年，原告主张以排除妨碍，拆除相关电力设备，显然损害了公共利益。烟花爆竹销售业务属于高危特殊行业，国家对于该行业的规范管理亦趋向于从严的态度，故作为经营者应当具备承担相关政策风险的预期，在面临政策变化时也应当在尽量减小对公共利益损害的前提下选择合法、合理的途径来主张自身权利。
07善意执行助推困难企业疫后复工复产
【基本案情】江苏益路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与申请人江苏海建股份有限公司“住”对门，两家企业是长期合作关系。2015年7月，益路公司负责人老胡因病去世，只留妻子周某和儿子胡某背负近90万元债务艰难经营。祸不单行，之后公司又出现员工受伤死亡的情况，几十万元赔偿款更是让企业经营雪上加霜。
2016年，由于借款迟迟未还，申请人海建公司将益路公司诉至海安法院，法院依法审理后判决益路机械公司归还借款89万余元及利息。因重型机械公司未能按期履行义务，申请人公司申请执行，冻结了该公司的银行账户。此后益路公司销售货款陆续进入被冻账户。
疫情期间，本就经营困难的益路公司，每天更是举步维艰。眼看就快难以支撑，公司负责人胡某不希望父亲创办的公司就这样结束，主动联系执行法官，称公司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经营困难，急需资金复工复产，希望可以解除对其公司银行账户的冻结。执行法官见胡某有主动承担义务的想法，通过走访其公司，对生产经营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看到了案件执结的可能。胡某表示希望法院能帮助协调，让公司分期履行借款，他自愿个人为公司所欠的债务提供担保。
海安法院考虑到该公司的实际情况，虽然生产经营困难但仍然有望恢复，如果可以引导双方当事人和解，在保障申请执行人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又不影响被执行人的复工复产及正常生产经营，达成和解协议却是一个更为两全的方法。
执行法官通过“支云”系统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线上谈话，让双方充分表达各自的意愿。其向申请人公司说明胡某愿意担起责任，为公司提供担保，同时重型机械公司恢复生产也有助于后续款项的偿还。申请人公司对被执行人近年来的不幸遭遇及公司状况表示理解，胡某的主动也让他们对收回拖欠已久的借款有了一些信心。
在执行法官的引导调解下，申请人公司同意由被执行人先履行10万元，余款分期履行。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在申请人公司申请下，执行法官第一时间线上对重型机械公司银行账户进行解冻，并解除其失信惩戒措施。陷入困境的企业得到一丝喘息，抓紧复工复产。2020年6月，益路公司经营状况好转，履行了全部义务，案件顺利执结。
【典型意义】该起案件的办理，是海安法院深入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新冠肺炎疫情自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真实写照。对于疫情期间，生产经营遇到暂时困难，但仍然有望复工复产，有意愿主动承担义务的被执行企业，倘若急火猛烧，无异于杀鸡取卵，成为压死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从长远来说，不利于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利益的实现。海安法院在特殊背景下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切实守好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最后一个环节，在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让被执行人得以复工复产，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08执行中丈夫被冻工资 妻能否以共产求解封
【基本案情】李某为陈某向缪某借款40万元提供了连带保证，债务到期后，陈某无力偿还，缪某诉至法院要求陈某还款，李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法院调解结案要求陈某还款，李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陈某、李某均未在调解书约定的履行期间履行义务，缪某遂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依据缪某申请，冻结了李某工资，只保留了其必要生活费，其妻陆某知道后，以李某工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法院返还李某工资的一半。
海安法院经审查认为，李某作为案件被执行人未主动履行义务，法院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冻结期工资并无不当。虽然上述冻结的工资属于李某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但该财产并非李某与陆某唯一的夫妻共同财产。若陆某认为上述共同财产中其享有的部分被用于偿还李某个人债务，则在其与李某的其他共同财产中，可相应减少李某享有的份额。因此，裁定驳回陆某的异议请求。陆某不服，复议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中院裁定维持原裁定。
【典型意义】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有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而本案并无上述情形。因此，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尽管一方的工资被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法院在处理时并不会对该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当事人无特殊情形也不可以申请法院对该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保留。
09协助执行义务人拒不履行协助义务 以拒执罪定罪处罚
【基本案情】被告人徐某在法院判决生效后，拒不履行相应的支付违约金的义务。权利人向法院申请执行。被告人徐某在工资卡依法被法院冻结后，与其所在的酷某公司的负责人张某合谋，以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工资以逃避法院的执行。在法院向被告人张某及其公司寄送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后，被告人张某仍继续通过微信直接向被告人徐某支付工资，未协助法院扣留被告人徐某在公司的收入，致使法院的判决无法执行。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徐某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被告单位酷某公司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情节严重，被告人张某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被告单位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根据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拒执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本案涉及两个执行义务主体——被执行人和协助执行义务人。被执行人徐某作为被执行人，在判决生效后，隐匿可供执行的财产以逃避执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不待言。被告单位作为协助执行义务人，在收到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知晓判决内容和徐某应履行的义务后，执行义务即已产生，在此之后，帮助徐某隐匿财产的行为同样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根据刑法的规定，对单位应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张某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10府院联动助推破产清算
【基本案情】江苏普乐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乐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人民币，公司占地面积达147302.54㎡,拥有标准厂房、办公大楼71379.01㎡，下设四个分厂，原系海安市知名企业。2016年普乐公司以自身丧失清偿能力，无力继续经营为由，向海安法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
普乐公司前身为海安县电子仪表厂，企业存续时间二十几年，普乐公司设备及不动产均已被设定抵押权，截至破产尚有445名职工，职工债权为21673842.75元，其中欠缴社保8464981.2元，工伤120292元，工资及补偿金13087769.55元，扣减抵押优先受偿债权后，职工债权清偿存在巨大缺口；普乐公司不动产中部分土地已被设定抵押权，后因政府城市建设被使用，企业破产前该部分土地补偿金迟迟未能到位。
针对普乐公司资产处置的复杂性，海安法院在财产处置过程中，加强对管理人的指导协作，对资产处置中遇到的涉及土地性质问题、税费问题、职工债权缺口较大等问题，先后六次召开府院联动联席会，界定资产性质、实现变现资金价值最大化。最终普乐公司全部资产拍卖收入达17805万余元，普乐公司涉职工445人，职工债权清偿率达95.02%。
【典型意义】普乐公司存续时间长，涉及职工人数众多，破产资产存在历史遗留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协调给出明确意见后方可处置。海安法院通过府院联动召开普乐公司资产性质界定联席会，明确资产性质，快速推动存量资产盘活，新的资产买受人在普乐公司原拍卖资产基础上新设立两家企业，给地方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召开普乐公司欠薪维稳协调会，创新工作机制，由市财政局给予资金安全保障，将破产资产变现资金4000万元存放至高新区政府融资平台海穗公司，以年利率8%计付利息，使变现资金价值最大化，该增值部分款项专项用于发放职工工资，实现职工债权清偿率最大化，同时也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府院联动机制”，由法院主导破产程序，通过政府多部门联合发挥职能，必要时政府支持扶助资金，统筹解决固定资产变现难、职工债权清偿率低、欠付税款减免等综合性问题。普乐公司破产清算案，是法院积极联动政府打出“府院联动”组合拳，汇聚合力优化盘活破产企业资产、有效解决破产企业职工民生保障的典型案例，取得了职工安心满意、资产盘活优化的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018年，海安法院在府院之间搭建多部门共同参与、协调支持破产企业相关事项的协调联动机制。2020年,海安市委、市政府牵头召开全市破产清算工作推进会议,会议明确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牵头，每月定期召开府院联动联席会，有效推动府院联动机制落地落实。2020年海安召开府院联动联席会10余次，形成府院联动会议纪要4份，海安法院有效清理2年以上长期未结破产案件11件，充分彰显府院联动机制服务保障发展、强化企业产权保护、维护社会经济平衡、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强大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