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先生

电视剧《鬼怪》剧照

我家中碰巧有本1999年再版的《不怕鬼的故事》，它有些类似于特殊时局下编写的宣传手册，只是从未被翻开过，早已落满灰尘。然而，它的前身却曾无比风光。如果你家里有五六十年代或更早年间出生的老人，他们一定不会对《不怕鬼的故事》陌生，他们年轻时，曾亲眼见到或亲耳听到这本书的名字、以及其中的故事。而如果你在中学的语文课上，曾有幸将《宋定伯捉鬼》翻译为白话文，那么，你也算是同这本书有缘了。

《不怕鬼的故事》封面

《不怕鬼的故事》在成书前就已名声大噪。此书的编者是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的何其芳，他将编写故事集的经过追溯到1958年10月《人民日报》刊登的《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当时，这篇文章在全社会定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基调，这一宗旨成为日后“不怕鬼”的象征意义的内核。此时距《不怕鬼的故事》正式出版，还有近三年的时间。在1959年4月的第十六次国务最高会议上，毛泽东论及炮击金门事件和西藏叛乱问题时，首次引用《聊斋志异•青凤》中主人公戏弄鬼的情节，将故事中的鬼引申为帝国主义，强调不要怕鬼。

自此，毛泽东公开运用“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同年，毛泽东在接见11国外国代表团时，再次援引这则故事，提到不怕鬼的问题，明确将鬼指向西方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并提议将不怕鬼的故事搜集成册。

于是，何其芳接到了中央书记处委派的编书任务。编撰工作很快完成，呈与毛泽东示下。1959年10月，《人民日报》刊登《来一个“打鬼”运动——写在不怕鬼的故事前面》的文章，引用《子不语》中的两则故事，把故事中的鬼比喻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把鬼吓唬人的行为总结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攻击共产党员的方式，进而将主人公斗鬼的方式和不怕鬼的精神归结为共产党员战胜敌人的法宝，最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和鬼作斗争，把鬼消灭干净”的目标。

这是首次展现运用“不怕鬼的故事”进行思想斗争的操作方式，并把此行为上升为“打鬼”运动。在中苏关系得到缓和，国内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国内经济形势得到初步控制后，《不怕鬼的故事》正式出版的时机到来了。

1961年1月，毛泽东两次召见何其芳，亲自对修改序言做出指示，并做补充。不久，《不怕鬼的故事》全书及序言编写完成。1961年2月全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供整风运动的干部阅读，同年10月再版，面向大众推广。

序言定稿时，毛泽东要求将序言发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而1961年2月5日，与《<不怕鬼的故事>序》一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还有《不怕鬼的故事》中的第一篇故事《宋定伯捉鬼》。在之后的岁月里，《不怕鬼的故事》被翻译成外文推介到国外，“牛鬼蛇神”席卷中华大地，地方上组织过“不怕鬼”的专场相声会，而《宋定伯捉鬼》也进入中学课本，成为文言文的翻译题，并配有标准答案。

《宋定伯捉鬼》本是晋代志怪小说《列异传》中的一篇，《不怕鬼的故事》中选录的故事也大多都是源于历代的志怪小说。这些志怪小说是它们的编者自己采录、编写而成的，其中不光有不怕鬼的故事，也不尽然全是鬼故事，而是各种奇闻异事的大杂烩，因而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由个人采录的民间故事集。或是为了猎奇，或是为了劝诫的目的，编者将这些见闻搜集成册，久而久之，人们在书写民间故事、编写民间故事集时，形成了固定的形式。

《不怕鬼的故事》插图

故事由编者自己采录而来，其实就是听别人讲故事，再落笔记下来，而记得多了，会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向编者讲述他的亲身经历或他所听到的故事。编者在记录时，便往往将讲故事之人的名姓、身份、乃至讲故事的地点如实写下，一来是为准确、真实；二来也仿佛在跟读者说，“且慢，这事儿是他告诉我的，若有出入，也请去同他理论”。

有的时候，编者对自己记录的事情会有看法，甚至与转述给他故事的人对这一故事的观点也存有龃龉。这时，他多半会以“某某曰”的形式作为开头，说明自己的看法；或者干脆把各方的观点都“曰”出来，在一则故事里形成一个“对话”。这样组成的故事集，便如同编者这个人在向读者述说他所知道的一些故事。至于读者把他说的当作什么，不由他管。

《不怕鬼的故事》不这么干。编者从古籍中收录符合要求的故事，掐头去尾，把故事讲述人的信息、作者的观点去掉。而在编者与作者被区隔的情况下，即使故事中仍残留着旧形式也失去了意义。这样的故事被冠上名字，装上脚注，组装进《不怕鬼的故事》之中，成为与真实世界没有关联的“寓言”。

《不怕鬼的故事》插图

它们的意义由序言决定，序言不仅确定了“鬼”的所指，明确将“鬼”划定为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以及“中国型的魔鬼残余”；同时，也规定了这些故事在证明“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打鬼”方略时，具体的解读方式。

比如，在序言中，会有人与鬼进行斗争情节的故事进行分析，将其视为在表现“战术上的重视”的方针；会列举有人嘲笑鬼情节的故事，将之视为在表现“战略上的藐视”的要求；会比较在两个故事之间，哪个斗鬼的方式更加高明。

由此，故事集中的故事虽然仍保持着完整的情节，但在它们被阅读之前，其意义已在序言中得到了完备的阐释。这是序言被单独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原因，而读者也需要按照序言的指示来解读《不怕鬼的故事》。

月亮在黑漆般的深夜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惊悚的怪声，他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工作组讲那《不怕鬼的故事》。这个场景不仅可以是对阿来在《空山》里描绘的情境的想象，也可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真实发生在中国村庄里的现实。

《不怕鬼的故事》插图

《不怕鬼的故事》要求民众学习，那些懂得细读序言的人，将填好标准答案的读后感登在报纸上；那些听别人口中流淌出故事的人，心中却是麻酥酥的。当故事中的“他”从一个人的口中讲出，故事便恢复了它的魔力，不怕鬼的故事又变回了鬼故事，光怪陆离的世界重新在故事中展开。而阅读时也是如此，虽然失掉了故事提供者的信息，无法指明那些故事的出处，但总可能有一个人，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窥伺到了另一些世界的可能性。

读这样的故事，人们感到恐惧、过瘾，甚而由之对一个彼岸的世界充满希望。而作为“寓言”的不怕鬼的故事，为政治服务的目标并未实现。而一旦时过境迁，序言本身失去了效力，《不怕鬼的故事》也只能作为鬼故事在世间流传。

“寓言”的失效意味着，这种利用民间故事集塑造价值观和实践准则的方式失败了。归根结底，读者并不接受《不怕鬼的故事》提出的阅读民间故事集的方式，他们用自己习惯的对故事自由的解读，消解了依靠序言理解故事的阅读方式。因而，书面民间故事的体裁并非“待宰的羔羊”，民间故事集也并非只是被编写的产品，它们指向一种始终将读者包含在内的实践形式。

虽然在历代由个人编写的民间故事集中，也充斥着编者在彼时的价值判断下，发出的规劝。然而，这些以个人的口吻发出的劝诫，并没有越出承载它们的形式，施加于它们的界限。通过故事内部的“对话”，编者获得了被读者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所以，不论《不怕鬼的故事》的初衷几何，它所创造的实践形式，终可待商榷。